中國經濟治理 「術勢道」結合保穩定

第一，在「術」的層面，工具創新奠定調節周期的機制基礎。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推陳出新，護航經濟周期的平穩演進，雙向推動了中國經濟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第二，在「勢」的層面，改革開放打造跨越周期的動力引擎。市場化改革與現代化金融體系的建設，針對性地打破了核心發展瓶頸，繼實現四十年「增長奇迹」後，正推動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型，轉向創新驅動型。

兩大工具創新 經濟減速增質

第三，在「道」的層面，制度性優勢則為「術」和「勢」的落地生效提供根本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具備的多重優勢，有助克服政策實踐的種種阻力，系統性地降低破除利益藩籬的難度。立足於這一相對完善的治理體系，「減速增質」時代中國經濟的穩定錨有望進一步得到夯實，高質量發展的未來空間正在打開。

精其「術」：工具創新是調節周期的機制基礎。在告別計劃經濟後，貨幣和財政政策取代計劃指令，成為調節增長型經濟周期的核心工具。兩大工具的不斷創新，推動了中國經濟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有助經濟周期平穩演進。

財政策略轉變 淡化土地財政

其一，在財政政策方面，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和相對薄弱的財政家底，財政政策在改革開放階段探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體系：

在調控方法上，以增減財政支出為核心。在資金來源上，以土地財政作為重要補充，並與招商引資相互促進。在資金投向上，以「鐵、公、機」（即鐵路、公路、機場）等傳統基建為發力點，並與房地產周期聯動。這體系有效彌補基礎設施短板，加速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是兌現資源稟賦、發揮後發優勢、實現經濟趕超的關鍵舉措。但以4萬億刺激計劃為典型，這體系也逐步暴露出引發房地產市場過熱、傳統基建效益降低、擠出民間投資、抬高地方債務風險等弊端。

隨着中國經濟步入減速增質階段，財政政策開始漸次轉變：

在調控方法上，重心從財政支出轉向財政收入，大規模減稅降費升至政策選項前列；在資金來源上，土地財政漸次淡化，地方政府債務「開正門，堵偏門」；在資金投向上，民生保障和5G、特高壓等「新基建」成為重點，而房地產市場逐步退出短期逆周期工具箱。這些轉變匹配了防範債務風險、提振消費內需和激活微觀活力的增質需求。

經多輪滙改 貨幣政策更獨立

其二，在貨幣政策方面，為適應改革開放階段的新變化，貨幣政策工具因時而制地呈現以下特徵：

從外部看，為在快速對接國際市場的進程中保持幣值穩定、抵禦外部風險傳導，外滙佔款成為貨幣投放的主要途徑，但也制約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從內部來看，貨幣政策工具以粗放式、總量型的數量調控為主，價格調控又以直接設定存貸款基准利率為手段，提升政策干預力，但存在政策成本過高、資金流向扭曲、難以精確調控問題。

在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矛盾從總量問題轉移至結構問題，貨幣政策的調控模式亦順勢而變：從外部來看，伴隨中國國際收支從雙順差轉為「資本項目逆差+經常項目順差收窄」，外滙佔款大減，基礎貨幣投放靈活性增強。同時，得益於2005-2015年的多輪「滙改」，滙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內生衝突紓緩，後者獨立性得到進一步解放。

雙管齊下 打破核心發展瓶頸

從內部來看，央行推出多種創新型工具，利用MLF、TMLF、SLF、PSL、SLO、定向再貸款、非對稱降息、定向降准等措施，既穩定了基礎貨幣的投放，亦實現流動性調控的期限精准化和方向精準化。此外，公開市場操作頻率大幅提升及利率走廊的逐步建立，使央行能對金融市場風險進行常態化精確治理，及時阻斷市場風險演變為系統性風險。

受益於此，中國貨幣政策的重心從總量調控轉向優化市場流動性、產業發展、區域發展的結構布局，有效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

變其勢：改革開放是跨越周期的關鍵動力。從相對落後的起點出發，中國經濟何以實現跨越周期波動的穩健增長？核心在於通過堅持改革開放，針對性地突破核心瓶頸。回顧1978年，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資源稟賦和人口紅利相對充足，但資本供給嚴重短缺，成為制約增長的核心瓶頸。為打破瓶頸，上一輪改革開放雙管齊下：一面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微觀激勵與國家意志同向而行，同步激活企業家精神和地方發展動力，驅動存量資本與資源要素、勞動力要素結合。

積極吸引外資 有效利用資源

另方面，對內開啟現代化金融體系建設，加速資本形成，對外積極吸引外資，進而獲得充沛的資本增量。隨着資本供給持續擴大，中國既有的人口及資源紅利釋放，實現要素驅動型的長期高速增長。得益於此，上一輪改革開放（1978至2017），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達9.6%，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瓶頸，已非資源投入總量，而在於資源利用效率；發展的動力之源，不在於擴大要素投入，而在於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針對新瓶頸，十九大以來的改革部署綜合運用經濟金融體系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多重工具，其改革範圍之廣、層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均為四十年來之罕見。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湧起，有望引導中國經濟完成L形築底，並逐步凸顯高質量發展的充沛潛力。

守其道：制度優勢是治理周期的根本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獨具的兩大優勢，是上述舉措能夠切實落地、治理周期的根本保障：

國際金融危機教訓 大政府更可靠

其一，集中力量辦大事。從力度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互為補充，調動各經濟主體力量，共同突破經濟發展瓶頸。從宏觀層面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到微觀層面高鐵網絡、5G技術等戰略支點的厚積薄發，均端賴政府宏觀政策、市場微觀調節和各類型主體所形成的強大合力。不斷改革的國企和國資成為經濟運行中的壓艙石，一方面削弱了市場逐利所催生的順周期性和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則避免了西方民粹主義氛圍下的政策短視性和投機性，因此經濟建設能夠在周期波動中堅守方向。

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後的經驗表明，無論微觀市場主體的信用看似多麼牢固，都可能在市場情緒和流動性的驟變之下產生鏈式崩塌，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大政府所兼具的財政信用、貨幣信用和政策信譽，是危機中最後的、也是最可靠的防浪堤。

其二，攻堅克難破藩籬。隨着一國經濟成果累積，各層次利益藩籬亦日漸固化，進而阻滯改革步伐、形成路徑依賴。對中國而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監管層進行長跨度、全局性統籌規劃的職能得到增強，從而能夠以時間換取空間、以增量盤活存量、以點帶面、分步協調的方式，有效調節改革過程中不同部門、行業、區域的利益衝突，系統性地降低了破除藩籬的難度。

從實踐來看，國企國資改革、金融體系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住房機制改革等重大改革均以「破立結合」、「疏堵並舉」的方式優化了利益分配，未來亦將為經濟發展和民生福祉注入新紅利，夯實經濟周期中的穩定錨。

（中國經濟跨越70年系列之二）

▲ 立足於相對完善的治理體系，「減速增質」時代中國經濟的穩定錨有望進一步得到夯實，高質量發展的未來空間正在打開。 （中新社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