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參考港經驗 走出「休克療法」陰影？

拜登曾多次訪俄 經驗豐富

分析大多認為，現時美俄關係正值蘇聯解體以來最惡劣之際，兩國總統自2018年以來再次會面，不能寄望有多大實質成效。話雖如此，拜登的訪俄經驗豐富，最早可以追溯至70年代：拜登自1972年成為參議員後，次年即出訪蘇聯，並於1979、1984及1988年因公務訪問蘇聯；至奧巴馬時代，他更曾以副總統身份，與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會面，可謂深諳俄羅斯人的工作文化，是與俄羅斯溝通互動的專家。

驟眼看來，拜登今次仍然保持其「拍膊頭」處理外交話術的「好好先生」風格，整體語氣放緩，謀求和解，同時對重要議題態度堅定，希望對方明白；普京則稱拜登「經驗豐富」，雙方有「共同語言」。雖然似乎說不上相談甚歡，但雙方總算客客氣氣，共同為未來的工作訂立方向。

至於俄羅斯方面，今年是普京第23年執政。他在1999年走馬上任，正值90年代西方勢力東漸、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後不久。當時是蘇聯解體後初年，東歐各國在經濟上採納「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經濟改革，即由弱勢的中央領導，在短時間內全面更改社會經濟的遊戲規則，可惜眼高手低，東歐各國先後陷入發展停滯。面對內憂外患，當時普京以前蘇聯國家安全會議（KGB）中校的武官「強人」姿態，擊敗了由共青團、蘇共宣傳部出身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成為俄羅斯總統。

過去多年，莫斯科一向有學者研究發展學，特別是中國後共產時代及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模式的發展方法，並作比較研究。普京的做事方法，其實亦有借鑑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循序漸進」方略，並在過程中發現必須有強勢領導，才可成功：所謂「講容易過做」，如果中央政府在改革過程中不夠強勢，小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則任何局部改革方案，都會露出弱點而被對手攻擊，如無政治上的長期穩定性，這種改革亦永遠不可能成功。如是者，普京的「強人」領導就在俄國內逐步穩定下來，運作至今。

俄倡議發展 中亞經濟帶

在區域性經濟發展而言，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2017年的第25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夕，普京以俄羅斯總統身份，在香港報章以中文撰文，公開倡議在「一帶一路」的基礎上，歐亞應「共同走向繁榮與和諧發展」，與亞美尼亞、哈薩克、吉爾吉斯等合作，發展以俄國為首的中亞經濟帶。

以上計劃雖然遠大且不容易，但亦並非空談。筆者有朋友於幾年前曾參與過哈薩克「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AIFC）草擬法律框架的諮詢工作；而上星期拜登和普京見面後的第二日，黑山共和國財政部亦已隨即宣布，已獲得一家歐洲國家金融機構為黑山對中國的8.09億美元債務進行再融資。看來拜登和普京的會面，確實有為「新冷戰」降溫的迹象。

說到前共產國家「改革開放」的經驗，當然不得不提香港過去40年在中國經濟發展上的重大貢獻。「香港模式」優秀的地方是，盡管近年社會不穩定，但本港經濟，特別是金融業的發展，仍然能維持繼續蒸蒸日上。正當同屬西方模式的英美等國因債務問題，考慮縮減政府運作規模時，港府在疫情前仍長年有財政盈餘，社會上的討論反而是公共服務的擴張速度夠不夠快。

簡單來說，本港的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一直以來彌補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上「不可能的三頭馬車」（即固定滙率、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資本自由進出）中，人民幣經濟體系的制度短板：因要進行細緻的國內經濟調控，以維持長時間高速穩健增長，中國不能隨意對外開放資本帳，所以「第三隻角」的功能便有賴香港。假設今後美俄關係可逐步解凍，若俄羅斯想「改革開放」，要成功的其中一大關鍵，亦將會是俄方如何準確評價和參考香港過去40年的成功經驗。

例如，香港近年雖有社會不穩，但同時亦在側面反映本港經濟制度優勢：既有以美元聯繫滙率為骨幹的西式自由市場，政府和監管當局又能保持自主，可以因內部實際情況作政策決定，不用每每以美國政府馬首是瞻。當今世上沒有多少國際城市，可以同時擁有這兩個制度優勢，並繼續獲投資者信任，經歷幾許風雨依然屹立不倒。

加里寧格勒 或可借鑑港聯繫滙率

無獨有偶，在俄羅斯本部的西邊，亦有一主權和管治權同屬俄羅斯中央的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惟因蘇聯解體後拉脫維亞等波羅的海3國獨立，加里寧格勒實體與俄羅斯本部分離，成為不接壤的外飛地（exclave）並自設邊境，且與聖彼得堡同為俄羅斯在波羅的海僅有的兩個不凍港，戰略位置重要。

加里寧格勒現為「特別經濟區」，如果能找出一個劃時代的創新方法，借用香港與美元掛鈎的國際貨幣傳統，40年後能否將之發展為協助東歐和中亞實現經濟改革、甚至如香港般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金融界在這個議題上其實大有可為，值得大家開始研究。

▲ 美國總統拜登上周於G7峰會後，隨即飛往瑞士日內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法新社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