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辦大事 華抗貿戰底氣

所以我們做好應對極端情況（如對方向中國對美全部出口都額外加徵關稅）、打總體戰和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做最壞的打算，朝最好的方向努力。而我們之所以有此底氣堅決應對，維護中國國家、人民持續發展的權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們擁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制度優勢。

中國體制基本特徵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世俗政權，這是三千餘年來中國國家不可更改的基本特徵；（二）黨執政，中國共產黨執政，一系列其他黨派參政；（三）行政主導，實行民主集中制；（四）社會主義官方意識形態，決定了這官方意識形態高度重視追求社會公正，並據此在執政基礎、經濟制度等各方面作出一系列安排。正是這種體制賦予一度虛弱的中國強大動員能力和連續執行政策的可能，重大決策一旦形成，就能夠迅速動員起經濟、行政等各方面資源，全力以赴完成，而不至於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看美國每次競選政黨輪替後國家政策路綫的變化，再對比中共執政對「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核心主題的長期堅持，不能不給人以深刻印象。

華動員能力強 民族發展關鍵

盡管這幾年國外冒出不少依靠繪聲繪色描述中國「爭霸」、「新殖民主義」之類混迹政界、學界和輿論界的玄幻小說家，但小平同志斷言：「社會主義的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某些人筆下，強大動員能力被描繪成一種錯誤，乃至罪過，而黨爭不休、言勝於行、朝令夕改、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被描繪成一種優點；其實，只要審視人類文明誕生發展的歷程，審視西方世界崛起的歷史，就不難得出相反結論。

動員能力是文明與人類社會誕生的基礎，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前提。動員能力又是決定一個社會在戰爭和災害考驗中能否生存的關鍵因素，是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否發展的關鍵。正是由於動員能力不足，昔日的中國曾連續失敗在西方列強炮火之下，進而被強行固定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不利地位上，以至於中國1950年時的人均GDP縱向比較尚不足1820年時的四分三，橫向比較不足當時西歐及其衍生國的十二分一。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上，我們不能天真地寄望不遭遇外部衝擊和災難，我們只能立足於自己保持足夠強大的動員能力應對一切挑戰。在這場貿易戰，始作俑者選擇此時發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認為經濟周期變動時段於他們有利，期望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一系列問題集中暴露，為他們在貿易戰中助一臂之力。

但新一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公告便認為「完全具備打贏重大風險攻堅戰和應對外部風險的諸多有利條件，對此充滿信心，下一步各項工作都將按既定方案有序推進。」憑藉體制優勢，我們不僅要努力有效應對當前的貿易戰考驗，還要把眼光投向數年之後，當美國經濟不可避免結束當前的景氣、步入蕭條之時，為我們屆時的反危機而開始布局。

激勵改革創新 強化核心技術

我們不認為自己的體制每一個細節都完美無缺，或具體政策盡善盡美，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讓我們能不斷與時俱進，錘煉改進我們的體制，我們期待這場史詩級貿易戰能夠對中國經濟社會發揮「壓力測試」的作用，幫助我們發現我們現行具體政策措施中不符合客觀規律之處，進而果斷改革。

「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渡河」這場貿易戰發展至今，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利益就是有效地激勵了中國社會上下發憤圖強、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決心，而且已經付諸行動。

西方流行觀念認為，黨派政治下的立法機構和獨立司法體制，能對腐敗實施更有效的監督，進而為經濟發展創造更乾淨有利的環境；有些人進一步引伸，立法機構和獨立司法體系對行政部門愈強勢、制衡愈強，就愈能消除腐敗，提高效率。然而，簡單綫性思維方式忽視了立法機構和司法體系個人的自利內在動機，須知他們自身也有可能成為腐敗主體，包括敲詐勒索行政部門，而不能發揮監督、制約腐敗功能。

更甚是對效率的影響。其他條件相同，同樣是就公共事務作出決策並付諸實施，行政機關顯然比議會效率要高得多，成本低得多。集體投票決策的議會更容易陷入「人人負責又無人負責」的境地，對成功決策爭功，卻無人為失敗承擔責任。因此，即使在代議制民主政體運行相對成熟的美歐國家，倘若議會權力過度擴張，也必然帶來效率下降、決策失誤增多的後果。

啟動「伐交」布局 改善不利條件

審視中美不同體制對應對當前貿易戰影響，美式體制的不利影響在「伐交」（即從外交上戰勝敵人）上面表現明顯。《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但美方決策者走出了幾乎同時向全世界貿易宣戰的招數，而中國在貿易戰爆發之後迅速啟動了「伐交」的布局，現已明顯改善了最初的不利條件。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人民主權原則與賦予行政部門足夠權力並不矛盾；在這個競爭的世界上，任何國家、民族的發展乃至生存歸根結柢都取決於其效率，任何政治體制最終都必須接受效率原則的考驗。（僅代表個人意見）

▲ 中國有足夠底氣堅決應對貿易戰，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擁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制度優勢。（法新社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