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新變局 港深合作助國際化

灣區發展規劃生於內地有產業升級需要。《方案》27條改革舉措盡是授權深圳，促成產業升級，其主角正是高科技企業。國家主席習近平南巡深圳，強調深圳是灣區的重要引擎，背後正是立足於產業升級的需要和外交阻力。中國勞動力與土地成本在攀升，勞動密集型企業難以繼續作為主力。轉型為技術和資本主導驅動經濟發展，是中國經濟的出路，故中國推出灣區發展規劃，促進高科技企業與工商服務業發展。

但中國企業礙於國際形勢，走出去的阻力極大，所以中國政府落子深圳，回應內憂外患。特朗普主政後，美國不斷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中興、華為、字節跳動等高科技企業皆在其列。日本、英國和印度等國家隨之而行。

疫情加劇各國的社會矛盾，中國的一枝獨秀打破西方社會精英與民間的自信，因此頻繁壓制中國，迴避自身問題。拜登和特朗普均表示，必會壓制中國的高科技企業，美國大選顯然無改中國外交困境。

回應內憂外患 深成國策要角

故此，中國需採取加強開放，同時推動內需的雙迴圈方式，回應內憂外患。深圳滙聚眾多科創企業及先進製造業，改革開放多次擔任政策試點的成功往績，因此成了國策要角，更成了灣區核心。

因此，香港應與深圳加強合作，協助內地科創企業走出去。中國資本帳依舊封閉，因此深圳難以驟然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美元流通量依舊冠絕全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數據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的外滙儲備中，美元佔比高達61.9%。

調整資本市場 試行數字人幣

港元因聯繫滙率制度與美元掛鈎，如今國際形勢緊張，內地企業要融資，開拓國際業務、採購國際技術及企業等等，香港便是內地科創企業地緣政治風險最低的選項。

香港是國際資本投資中國的關鍵視窗，自香港國安法實施至10月9日，境外資本流入1,391.46億港元，內地科創企業更成為焦點所在。另一邊廂，香港的製造業長期只佔GDP的1%左右，深圳則滙聚大量具備競爭力的科創企業和先進製造業，彼此在內地科創企業的國際化，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間。

再者，香港應與深圳協調，引入國際資本，整合灣區資本市場。《方案》中提出深圳試點創新企業境內發行存託憑證（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簡稱CDR）為例，需要境外上市公司將部分已發行上市的股票託管在中國保管銀行，將其憑證在境內A股上市，以人民幣交易結算，以供境內投資者交易。並未在深交所或上交所上市的新經濟港股，便是最佳試點對象。

香港資本市場國際化程度甚高，而深港兩地相近，同屬一國，無論是兩地證券業及銀行業交流，還是政府間的監管協調，都相當便利，更免除地緣政治風險的變數。深圳能藉此發展資本市場，促進科創企業的發展，香港更能藉此協助奠定灣區資本流通的框架。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數碼人民幣可在香港與深圳協調試行，看國際投資者的反應，以便為通過數字人民幣、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定策。

整合專業資格 吸引國際人才

此外，香港也應與深圳合作，整合灣區專業資格認可及生活配套資源，吸引國際人才流入和常駐。國際資本願意投資灣區產業，人才能在此一展所長，便是促進灣區發展的開始。

國際人才流入灣區工作，首要問題在於專業資格認可。香港可以提供相應的專業規範和資歷架構，深圳則提供當地對應人才需求評估，透過兩地行業協會及對應政府部門的協調，進行專業資格認可的互通與課程整合，藉此做出適當的市場薪酬水準，吸引國際人才。

其次，生活配套能否保障國際人才的生活質素，便是他們是否願意長期發展的關鍵。當國際人才進入灣區長期發展，在當地生兒育女，教育等配套服務能否跟得上，將影響他們會否常駐。

香港素為國際大都會，滙聚豐厚的教育資源，面向不同年齡層的國際學校都相當多，更滙聚多家國際排名領先的大學，惟礙於年輕人口的減少，教師和學校都有過剩的趨勢。當深圳為此引入國際學校，擴大辦學自主權，香港的教育資源便不可不察。深港兩地在人才引入的協調整合，就是灣區發展的問路之石。

總括而言，中國產業升級促成灣區發展規劃，但如今中國企業面臨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深圳獲得眾多政策試點授權，是國家雙循環經濟策略的重要一環。因此，香港應與深圳加強合作，攜手讓更多內地科創企業走出去，引入國際資本發展灣區，吸引國際人才流入和常駐。

▲ 深圳滙聚眾多科創企業及先進製造業，改革開放多次擔任政策試點的成功往績，因此成了國策要角，更成了灣區核心。（中新社資料圖片）